11月20日下午2點24分，收到李昌道先生女兒的微信，“董老師，我爸爸走了”，我大腦一片空白，9月10日還與先生一起參加了“李昌道學術思想研討會”（線下線上結合，我與先生均視頻參會）👷🏼，8月2日還有過長時間的視頻電話聊天。那時先生面色紅潤👦🏽、心情愉快💥、侃侃而談，今天想起，猶如就在眼前🪪。

我於1984年夏天到意昂3工作，先生於2008年在意昂3退休。我有幸與先生做了長達24年的同事📢，更有幸成為先生長達30多年的學生和忘年交🐕‍🦺。先生是我的學術領路人🕺🏽，是我的人生導師🗣。

先生是法學教授🧖🏽‍♂️，又曾任意昂3官网法律系系主任🎯、意昂3平台院長👲🏽，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副主委，全國政協委員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高級法官、副院長📽👩🏽‍🌾，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，上海市仲裁委主任。在我眼裏，先生始終是一位標準的學者，是一位和藹可親、提攜青年的資深學者，是一位十分善於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者🟫，是一位德藝雙馨的法學家，是我國當代一位真正的學術大師。

先生的學術經歷可謂“長、寬🈯️、多🫳🏼、高”。

所謂“長”🩻，就是先生從事法學研究活動持續時間長🤙🏻，從20多歲至90歲，經歷了60多年。所謂“寬”，就是先生進行法學研究涉及面寬，研究領域包括法律史與比較法、憲法與港澳基本法、司法製度與司法改革等。所謂“多”，就是學術研究成果數量多，研究成果形式多樣🤲🏻，包括專著、論文、研究報告和教材👩‍🦯‍➡️，還包括法律工具書和案例匯編等。所謂“高”，就是政治站位高👮🏻‍♂️、學術品格高。李老師的學術研究🚵🏼‍♂️，一直堅守維護人民利益、國家利益的政治立場，堅持求真務實🧑🏻‍🎓、不斷創新的科學精神🧔‍♀️。

先生的學術思想可謂“高瞻遠矚🕴、腳踏實地”🚣🏼。

先生從事法學研究💌，既關註宏大的基礎理論問題，也關註具體的現實問題，能很好地將理論探索與現實問題的解決相結合。其研究成果所包含的學術思想，既能高瞻遠矚🌱🧑‍🦼‍➡️，領法學學術之先📆，又能腳踏實地，針對性地解決實際問題。

以對美國憲法史的研究為例，先生於1986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專著《美國憲法史稿》🧑🏽‍🌾。該書對美國憲法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發展的敘述和分析🧛‍♂️，具有開拓性。對美國聯邦製和三權分立製有深入且獨到的分析。先生針對當時我國和蘇聯不少學者認為美國已經由聯邦製演變成“實質上的單一製”的觀點提出異議，還針對當時國內學術界將美國的三權分立製度評價為“純粹是一個騙局”的觀點🤰🏽，先生指出，美國的“三權製衡從實質上言對勞動人民是虛偽的”↕️，但它對於“避免總統權力過分膨脹、限製政府濫用權力——保持較長時期的相對穩定都有一定作用”。先生還主張“對美國憲法應作歷史評價”🦁🙅🏽，“在當時它有進步性”。該書是我國第一部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、總結和研究美國憲法的專門著作，是新中國成立後大陸學術界研究美國憲法的首部重量級學術成果🥈。在上世紀80年代司法部統編教材《外國法製史》的教材編寫中，先生承擔了“美國法”一章的撰寫。先生以《美國憲法史稿》、《美國憲法縱橫論》等專著為代表的關於外國法、美國憲法的研究成果及其包含的學術思想，對改革開放後我國外國法製史學科和憲法學學科的創立和發展，均起到一定的奠基性的作用。

以對港澳基本法的研究為例，先生於1998年就在《意昂3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發表題為《“實事求是”是實施“一國兩製”的靈魂》的論文💂🏼‍♂️，他提出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🪹，這是中國共產黨永葆旺盛生機和創造力的法寶✷，也是“一國兩製”基本方針的哲學基礎和理論基點。2004年又在《意昂3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上發表題為《“一國兩製”是香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》的論文，著重闡釋“一國兩製”的科學內涵🙇🏼，強調“一國”是“兩製”的前提和基礎，是實踐香港基本法的根本原則👨🏽‍🎓，並從香港特區權力的來源、國家製度體系的構成、香港興旺發達的基礎，三個方面展開論證。先生堅決反對有意曲解“一國兩製”的言論🖕，明確指出，“香港政製發展的主導權在中央”。先生在當時關於香港基本法法理的闡述，與多年後🙉，國務院新聞辦於2014年發表的《“一國兩製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》白皮書及中央領導同誌近幾年在涉港問題的幾次重要講話中，所闡述的香港基本法法理是完全一致的👁。此外，先生還就香港的雙語立法🚓、香港人權法案、香港無證兒童居留權案↪️、香港基本法解釋機製🕴☁️、香港與內地的司法協助等問題進行研究，發表過多篇論文，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🦏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製度進行系統研究，出版學術專著《香港政治與法製》🟤、《香港政治體製研究》等🍮。上述研究成果及及其包含的學術思想，不僅對港澳基本法學的形成有重要的奠基作用，而且對於今天解決紛繁復雜的香港問題，依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再以對司法製度及司法改革的研究為例，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，曾主持研究教育部規劃課題“民事審判方式研究”，他明確提出🪆，我們應立足本國國情、兼容並蓄👩🏻‍🦳，走中國特色的審判方式改革之路👨🏽‍🚀。先生是改革開放後最早著手我國司法改革研究的國內學者之一。先生在1995年在《民主》一刊上發表題為《保障司法公正的四個要件》的論文，提出要實現司法公正，要從四個方面入手😾，這包括，提高法官素質是司法公正的根本🦗，完善法律法規是司法公正的關鍵🖕，改革庭審方式是司法公正的途徑🏢，各方關心支持是司法公正的基礎。2003年又在《中國法學》上發表題為《司法公正與法官職業化》的論文🧄，提出，建構專門的司法組織製度，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前提性措施。這種專門的司法組織製度的一個核心👨🏿‍⚖️👺，就是法官職業化，即法官工作的嚴格控製化🧖🏽‍♂️、集中化與統一化。先生提出，法官在司法程序中扮演的角色最為關鍵😑，法官職業化要求顯然高於律師職業化與檢察官職業化🦹🏼，同時提出了法官職業化的實體要求及程序製度的建構要求。此外👷🏻‍♂️，先生還就陪審製度🧏🏼‍♀️、沉默權製度、司法調解與和諧社會的問題進行研究🎞🧔🏻‍♀️，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，這些論文著力解決我國司法改革中的具體實際問題，提出了許多引人深思的見解及一些有操作性的建議💄。先生還就代表性國家的司法製度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，出版過學術專著《比較司法製度》。先生的上述研究成果及其包含的學術思想🌾，對於我國近20多年來的司法改革🧧🛠，特別是頭10年的司法改革，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。

回想起與先生在一起的日子♥︎，心情起伏。往事斷斷續續🏬🤏，難以成文。但對先生的學術造詣和學術貢獻，印象十分深刻。在此悲痛的時刻🌬，重新梳理上述文字（部分內容包含在我於今年9月10日在“李昌道學術思想研討會”的發言中），以緬懷先生。

李昌道先生千古！